那年，我上一年级

兴化三水园论坛

那年，我上一年级

文/倪高扬

那年，七岁的我该上学了，村里没有学校，父母让我到邻村朱家舍走读。朱家舍麻团大的庄子、油条长的巷子，约摸30户人家，竟从东鲍请去一位名叫陶桂枝的教书先生。
陶先生近视眼，头上有“右派”帽子，是一位公家不认可的黑市教师。他的教学是私塾的演变，校长带校工，上课带打钟，一到四年级大复式，语文数学音体美等一肩挑。
那年秋季，我们村有一浪趟孩子去朱家舍上学，我是其中的小不点。
早晨我们带中饭过去，各自放在亲友家锅灶里焐着，傍晚放学，没有书包和课本，手里只有吃空了的饭家伙。
朱家舍坐落在我们村西北方向，与我们村直线距离约一华里，其间没有正儿巴经的交通路道，沿途只能就着逶迤的河岸、狭窄的田埂前行。一路上，必须留心脚下，稍有不慎就会失足。到了寒冬，父母担心我着凉，将我内三层外三层地裹得像油桶，使我举手投足都不那么灵活。
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我随着上学的队伍走到四十五“澳子”拐弯向西，猛地被一阵横风刮倒，像磙子般滚到了风车积水的田里。同学们一拥而上，将我像死狗似地拖上岸。
当时，我并不感觉特别冷，一个劲地嚎啕大哭，落汤鸡似地走到朱家舍。陶先生将我送到帮我焐饭的朱桂友同学家。他爸妈帮我将一件件衣服剥下来，清洗、烘晒淋湿的衣服和鞋袜。
那天，我裸着身子焐了一天的被窝，到傍晚才穿上衣服回家。见到母亲时，鼻子一酸又是一阵痛哭。我感觉母亲在安慰我的同时也在嫌我“挪踱”。回想起来，我那时确实不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孩子，之所以“倚墙靠壁”，不外乎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身体虚弱。

陶先生的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先安排三个年级学生读书或作业，然后给一个年级学生讲一会儿新课，如此轮番进行。提前做完作业的学生也可以听老师给其他年级上课。
长此以往，我们被逼出了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可谓受益终身。现在看来，这种教学模式类似于我们蒙台梭利儿童之家让孩子自发性地学习、自主性地“工作”，做学习的主人。
那时上学虽然也有学习任务，但没多大的压力，没有任何家庭作业，我感觉学得很轻松。当时，老师可以体罚学生，学生被打了，家长不但不护短，反而说打得好。陶先生打学生比较特别，总是左手握住学生右手，并拢右手食指和中指，铆足劲，专打学生的腕关节部位，一下，两下，三下，从不多打。
我每次背书、写作业既快又好，从没尝过陶先生的二指禅滋味，暗地里曾模仿他这种打人的方式打过自己。我不知道当时要不要学费，只知道过年过节送礼给先生，先生用纸折扇或自己的画作回礼给学生。
一学期后，我们村竟然将陶先生“挖”了过来，朱家舍的孩子反过来到我们村来上学。“学校”先设在二队的仓库，后设在倪高兴家的南屋。所谓的教室没有窗户，光线暗淡，里面除了一块黑板，没有其它任何教学媒体，学生济济一堂，用土坯和木板搁成的学桌高矮有序，学生自带的学凳宽窄不一。
我不仅上学，还兼顾带两个宝宝。母亲每天给我一分钱，买两块糖哄二弟、三弟。课堂上，他们很自觉，分别坐于我的左右，不吵不闹，样子像蹭课。陶先生教学负责，在各家轮饭不讲究吃好吃丑，口碑很好。
前面孙家舍也有一所学校独拳打虎一个人，老师叫王一民，眼睛忽闪忽闪的，眼角成天流着泪，背地里大家称他王烂眼。他虽然是“正规军”，但教学远不如陶先生，因此那边有个别家长选择了陶先生。王烂眼几番过来找陶先生的麻烦，我们村里人每次都把他轰得灰溜溜的离开。
陶先生很喜欢我，夸我听话、脑子好、肯学习，叫我父母一定要坚持让我上下去。后来，我父母真的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直让我读到高中。

如今两鬓灰白的我，既羡慕现在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又难忍稚嫩的他们承受着那么大的学习压力。

作者简介
倪高扬，泰州洋思教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蒙台梭利协会认证讲师，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兴化市楚天实验学校创建办顾问，兴化东方巴黎幼儿园、泰州幼蒙教育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地方文史研究爱好者。近年，除了致力“点燃孩子心中的智慧之灯”、引导教师“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贵人”之外，有空便与书为友，爬爬格子，出版《敬畏教育》《有滋有味兴化话》等著作七部。

浮生若梦

原汁原味，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梓里

戴“右派”帽子的年代教师大多都是上级委派的，村庄自己请教师应该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吧！可能我的看法不对，权且提出商榷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