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间、吴陵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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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初名海阳，古称海陵、吴陵，素有“汉唐古郡，淮左名区”之称。赵朴初《踏莎行》中有“州建南唐，文昌北宋”之语，泰州之名沿用至今已有千年。

事实上，泰州（或海陵）地名与其地理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自古以来一直是不断变化、调整的。不同朝代的政区名称、行政层级、地域范围等都有不同，大体有如《大清一统志》所云。

由是观之，泰州地区的历史地名自战国起，专名、通名都迭经变化、更替。“海”“陵”“吴”“泰”等专名的指称，分别是对当地当时的地物景观、文化风物等典型特征的高度概括和精准表述。而“县”“郡”“州”及“监”等带有行政层级或专门职司含义的通名，则体现了当地在国家行政治理和区划体系中的地位升降与经济功能。

按年代先后，泰州历史上的专名依次有：海阳、海陵、亭间、吴、吴陵、泰、泰州。其中“亭间”为新莽政权应谶所更，旋即废用，不作详述，而其余地名又可分门别类，归为三种：海阳与海陵、吴与吴陵、泰与泰州。这种地名对应于地貌、文化、交通三个面向，又可与泰州地区开发、城市建设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想因应。简而言之，三组地名分别代表了泰州历史上的滨海、江海、滨江等三个阶段，体现了江海等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影响。

滨海时期：海阳、海陵

初民在命名时，把大海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地理实体加以参照，并具体指出当地与大海的方位关系——从“山南水北为阳”之说，是一片位于大海之北、去海不远的土地，故此得名“海阳”。据《战国策》记载，至晚在秦惠王时期（公元前337年—前309年），“海阳”作为楚国国境的东极，成为当时六国士卿知晓的楚国地名。西汉初年，“海阳”之名进而更为“海陵”。其名最初见于枚乘上书，其文有“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 后世注解“谓海渚之陵，因以为仓”。“海渚之陵”，渚者水边也，《尔雅•释山》“大阜为陵”，“意其地并海而高，故名”，即靠近海边的连绵高地。

海阳、海陵皆为原生地名，真实描绘出中古时期泰州地区的地理风貌和自然环境。从“阳”到“陵”，前者指位，后者指类。前后一字之差，背后是此间的地貌变迁。“陵”释作高地，表明在江沙冲积作用之下，大海北岸的沿海地区已经堆积生长出一片长而连续的沙冈地带。至于沙冈的走向、分布、范围虽无明文可据，大致上是指泰州以东至东台、海安、如皋一线的狭长区域。由此，因“海”之名可以划出战国、秦汉时期海阳东部海岸线的大致走向——北起东台，经海安、如皋，南至靖江，距今泰州东部仅数十里之遥，故称作“滨海时期”。时至今日，江苏海岸线东距泰州最近之处也在近百公里以外，可谓沧海桑田！

值得注意的是，海岸线逐步向东推移，在长时段内对泰州地方经济、城市功能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这个影响也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早期近海的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奠定了海阳、海陵的经济基础和城市功能。史载刘濞治吴，大兴盐利，“东向煮海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海陵仓囤粮积粟，“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与此同时，西汉中央政府还在海陵县设立江海会祠，是汉代国家祀典中江海之神的正规祠庙，在当时是“襟江带海”、江海交界地区重要的官方地标建筑。汉代官员每年都会在此祭祀江海、海潮之神。

西汉海陵县，是泰州境内最早见诸于文献的行政建制，也是城市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陵作为粮仓、盐场的经济特色。此后数百年间，海陵县凭借海盐产区的区位功能，长盛不衰，在唐代时臻至顶峰，朝廷一度在海陵县设盐监专理盐务。

江海时期：吴州、吴陵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一度更“海陵”为“吴陵”，以县置吴州。武德七年，州废为县，恢复海陵旧名。吴陵、吴州作为泰州历史地名，仅在唐初短暂使用，为时仅四年，其流传度、影响力均不如海阳、海陵，似乎并无深意可言。

为何更“海”为“吴”？何以用“吴”字来指代？可能性无外乎三种：一是最初为春秋时吴国辖地；一是汉初吴王刘濞封国辖地；一是三国时东吴领地。

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移民南下进入江淮地区，极大地改变了此间原有的地域文化。这一点在方言上较为明显。江淮间自此形成了一种与吴地文化相近而又不同于吴文化的地域文化。因此，“吴陵”之名亦可视作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一种界标。吴陵，滨江之北、地近江南，与江南吴地隔江相望，或可说明初唐时吴地文化的北部界线。然而，唐初去春秋已逾千年，历史记忆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决定了吴陵、吴州作为地名使用未足四年旋即废弃的命运。

从海陵到吴陵，复从吴陵到海陵的地名一再更变，其地名指向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或是朝东或是朝南的反复。这一反复是究竟指向东边的大海还是南边的大江？其背后更为深层的，恐是地名命名的方式、逻辑等内在不同。海陵虽自汉代以来即是重要的盐场，但随着江沙冲积作用的日积月累，即有的传统产盐区不断淤积成陆，新兴产盐区不断逐海东移。相比之下，“吴陵”“吴州”地在江北，名以南趋，其得名应不乏南渡大江、交通吴地的顺势指向和潜在意味。

滨江时期：泰州之“泰”

公元937年，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唐政权将东都扬州的海陵县升为州，名为“泰州”，并以今盐城、兴化、泰兴、如皋置为属县。泰州境域至此在南、北方向上得到延伸。

今人释“泰”，往往脱离传统和实际，望文生义而多附会曲解。《说文解字注》引《周易》释“泰”为通。泰、通并举，通者，达也，通达于四方。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亦言“相传取通、泰之义”。南唐第一任泰州知州褚仁规撰写的《泰州重展筑子城记》对此更有详细说明。碑记所云“咸鹾赡溢，职赋殷繁”，说明当时盐业生产、流通是海陵地方经济的大宗，在赋税、贡役等方面对南唐国计民生影响至深；“水陆要津，咽喉剧郡”坦言泰州位处交通要道、运转枢纽的重要地位，且因“要”“剧”而升建，点明州名所自之“地利显分”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海阳、海陵的“海”是从东西向来观察本地，吴陵、吴州的“吴”是作南北向的审视，那么泰州之“泰”便是融合四方于一体的高度概括和深度指向，即地接江南，近江滨海，江海航运通达。泰州地区的海岸线不断东进，作为一个长期、持续的动态因素，直接影响着泰州城市经济的兴衰。

两宋时期的海岸线较秦汉时，更向东推进了数十里，其间冲积出大片土地，许多沿海城镇随之新兴而起，散列分布。它们成为新的产盐大场或航海要津，在功能上逐渐取代远离海岸、偏向内陆内河的泰州。自宋以降，泰州作为从事盐业生产的城市经济角色逐步淡化，开始转向区域性的交通中心。泰州境内不但有运盐河等早期运河系统可以往来东西，且河湖港汊众多，水网串联密集，南连长江、北接淮河，是当时通江入淮、南下北上的关键所在。尤其在宋金、宋元等南北对抗时期，泰州更是长江下游的江防要塞之一。由此看来，“泰”标志着传统城市经济角色的转变，由盐区一变而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地。

明代刘万春在《崇祯泰州志》中有言，“泰州立名自南唐昇元始，先是州之为县，泰之为海阳、海陵、吴陵也。”他用四个地名勾勒出整个城市两千多年的历史轨迹。这些专名当其名、从其实。它们以最浅显的形式，记载了这个城市最深刻的历史记忆，是对泰州城市发展最精炼的概括，也是最丰富的注解。它们从经济、文化、交通、军事等方面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在这四个地名中，海陵和泰州是核心。设县得名，“海渚之陵”，自西汉始，沿用至今逾二千余年。升州更名，以“泰”以通，自南唐始，沿用至今逾一千一百余年。从地名角度来看，“海陵——泰州”的关系密不可分，前后相继，主次相从。两个地名、两个千年，将一部城市发展史及其地区开发史截然分成两个阶段。公元十世纪，便是这座古城历史坐标的中心所在。那么，泰州的历史地名就是分布在这个坐标上的重要参数，共同刻画出城市发展的变化趋势、历史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