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帮船上兴化（来源：扬州网

哈德门

故乡人去外地城镇，不说“去”，却说“上”。比如到离家仅十里路的临泽镇，是“上临泽”，更别说去上海、兴化、高邮等大小城市，前面必加一个“上”字。小时候我习惯跟着大人这样说，12岁离家出外读书，知识逐步增长，特别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了，才慢慢改了，并悟懂，乡亲们常挂在口边的“上临泽”之类的说法，并非无知，而其实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的一种谦卑，更表示了他们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对城市文明的热切向往，由此还衍生出 “三世修个城墙根，七代修为城里人”的说法，是一个意思。

老家南荡村隶属高邮，但我自小满耳听到的，不是上高邮，而是上兴化。高邮离我们100多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划船上高邮，单程就是一天，太劳神费力了；而兴化离南荡仅30多里路，划船上兴化办事，当天来回，方便得很。水乡人几乎每家都备有船，但我家却是“几乎”以外的一家；特别是我出生后，我家更不会考虑备船了，有船就会成天与水打交道，而“行船走马三分险”，家里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男孩，父母把防避水险列为家庭大事。母亲多次在神像前保证：吃斋，不杀生，尤其不吃黑鱼。因为黑鱼是常见鱼中的凶鱼，与水亲密无间。母亲这是向黑鱼打招呼哩，我不惹你，你千万别害我的儿子……

母亲对我的一番良苦用心，年幼无知的我感受到了，却不会想得那么深那么远。每当村里孩子在我面前炫耀随父母划船上兴化玩，说兴化如何如何新奇、热闹、好玩，我就缠着爸妈，也要上兴化。他俩口头答应，但总是不兑现，主要原因是家里没有船，哪能为儿子玩专门雇船上兴化？

那天，村里的王世昆伯伯见人就宣传，他要以开帮船为生了，每天在南荡村与兴化之间一个来回。这消息很快传遍南荡及附近村庄，我也终于盼来上兴化的一天。王伯伯本来就与父亲相处如弟兄，他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男孩叫俊忠，长得清秀如少女，说话轻言细语，脖子上常戴着一只银项圈，见到生人会露出可爱的羞涩神情，我俩从小就在一起玩。俊忠对我说：“我知道你早就想上兴化，现在爸爸开帮船了，你想每天上兴化都可以！”

9岁那年，我第一次乘坐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父亲陪着。前一天夜里，我兴奋得大半夜睡不着。第二天，帮船才离开南荡村不久，我的两眼皮仿佛千斤重般睁不动，很快就在父亲身旁疲软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父亲把我摇醒：“八儿，八儿，快醒醒，兴化就要到了！”我一下子惊醒了，扭过身子从帮船里向外看，呀！朝思暮想的兴化，越来越近了，我对兴化终身难忘的第一印象随之产生，觉得被汪洋大水包围着的兴化城，忽上忽下地浮沉不定，分明就是一条大船！第二印象说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父亲领我上岸逛街，觉得兴化人把家中的厨房都搬到街上来了，卖的都是平民百姓家常做的价廉物美的小吃：米饭饼、米糕、烂藕、油条、芝麻团、油端子、馓子等等，样样都精致、好看、逗人吃。我什么都想尝，只要开口，父亲就给我买，只恨肚子装不下。第三个印象，与我六岁进私塾读书有关，读了三年书，识得不少字，就迫不及待地囫囵吞枣般读书。平时最爱听老人讲民间的传说故事，上兴化随父亲逛街，一眼看见街上道旁小书摊上放着我已经听熟了却从未见过的通俗唱本：《十把穿金扇》《龙灯图》《薛仁贵征东》《三请樊梨花》……就缠着父亲买，父亲毫不犹豫，立刻掏钱。

我童年时第一次上兴化留下的这三个印象，至今想起来仍如昨天，历历在目。此后，我又曾多次随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作为一个在闭塞乡村长大的孩子，我能那么早从兴化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加深了我对未来和文学的向往。其中还包括第一次吃到海蜇头，都与开帮船的王伯伯密切相关。他隔三岔五地就会买二三斤海蜇皮，让俊忠送到我家。家里人将海蜇切成肉丝状，加些麻油、香醋，取蒜头剁成碎末撒上拌和，立即香味扑鼻，让人食欲大增，那种咀嚼时吱吱作响的新鲜感，至今想起来仍宛如昨天。

1952年秋，我12岁，离家出外求学，后来听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王大伯的帮船不让开了。不久，他们全家迁往兴化县，虽与我家仅一河之隔，但却分属两个不同的县，与王伯伯的联系就渐渐减少，直至以后发展到很长时间没有了往来。我曾在2019年11月的《雨花》上发表散文《不敢怀旧》，满怀深情地写到王伯伯，其中写到我与童年好友王俊忠的交往，文中有诗八句：忆昔年少嬉田头，亲如手足笑如歌。村头巷尾常欢聚，大船乘浪兴化游。大伯待我如己出，每赠时鲜海蜇头。而今你我鬓如霜，光阴似箭不可留。